来自生命本源的抒写

崔济哲，是记者，他在新华社写了三十年的新闻稿。他又不全是记者，他的钢笔流淌着敏锐、全面的客观墨水，又灌注了荡气回肠、情真意切的主观情感，一个以写实、纪实为己任的新闻记者如今已然演变成一位发挥无限想象力的作家。

三年多前，崔济哲从新华社退休，读报人少了一份收获，读书人多了一份企盼。果然，崔济哲不负众望，近期又为读者奉上了三十多万字的散文新集《又到界桥 又到界桥》，这是崔济哲第五本散文集，明显有着记者职业的视角和笔法——“行”与“真”。

正如书名清晰地与你耳语一样，作者引领读者在上世纪我们国家最激荡的岁月中又穿行了一遍，走在砾石扎脚的滚烫的历程中，崔济哲依然用的是一个记者熟悉的“广角镜”和“聚焦镜”的视角为我们扫描了那树、那湖、那河、那芸芸众生；在那些触手可感的描摹中，如果我只注意斑斓的色彩和逼真的状物，那我一定没有读懂崔济哲散文的独到之处！那墨色的铅字勾我心肺的是跳动其中的来自生命本源的真实与真切！

使我感怀至深的是《将军无头》中，国军姜玉贞旅长的抗战命令：一是豁出命来，二是“任何时候，必须把热气腾腾的肉包子送到前沿阵地。包子是羊肉大葱，皮薄馅大。”四千字的《将军无头》，三次写到了“肉包子”，肉包子让我真切感到一个“真”字：在子弹呼啸、血流成河的战壕里，肉包子与“命”是什么关系，是肉包子支撑起的奋力、怒火、智慧、镇定，其它的都派不上用场了。崔济哲十八岁上山下乡，他挨过饿，扛过锄杆子，蹚过滹沱河，他清楚肉包子与“命”的关系，就准确地、果断地、恭敬地把“肉包子”写进了散文中，这是崔济哲的胆量，也是崔济哲的本色。无独有偶，崔济哲参观了四川退伍军人樊建川在大邑县建的“中国抗日博物馆”后，把自己的观后感之文——定名为《不敢忘记》，不敢忘记“滴着国人鲜血的历史”，也更加敬重“川军师长王铭章带着一师穿着破破烂烂，背着老套筒”矮矮小小的川军。这支被中央军、西北军看不起的川军赶到台儿庄大战的前线，每人身上只有“五粒子弹”和一杆竹烟枪，就这“一杆竹烟枪”让这支川军“死守曹县，不退一步，顶住了日寇疯狂的进攻，无一兵一卒溃逃，全部战死”。川军死守曹县没什么秘诀，就是：“老子在鬼子冲上来之前先抽一袋烟，杀小鬼子有精神；杀了日本鬼子再抽袋烟，高兴；老子要是被鬼子打中了，临死也要抽袋烟，告诉阎王爷，老子是打鬼子死的。”朴素而又真实，就是这一杆竹烟枪，撑起了川军杀小鬼子的精神与志气。古籍《左传》写得明白：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”打仗，凭的是勇气！川军带上“一杆竹烟枪”，勇气就全有了，什么爱国主义教育、阶级仇民族恨，理论别在战场上说，当兵的就是肚子饿了来当兵，你烧我的房子，我就割你的头，你奸我的女人，我就挖你的心肝！“一杆竹烟枪”、一支“破破烂烂的川军”，曹县一战下来，“让所有的中国军人举手敬礼”，“连日本鬼子都向这群战死的尸骨敬礼”，崔济哲一字一句地写到“我不是军人，却对着那三支竹烟枪庄重地敬了个军礼”。无须什么绚丽的描写，无须什么精彩的刻画，更无须什么悠长的抒情，崔济哲只是把现实中、生活中最能拨动人类心弦的那生命的原动力捏实拿准，合盘为读者奉上，我们自然会感受到一种美，一种灼热的美，一种震撼的美，一种撩拨的美，一种如鲁迅先生“白描笔法”酣畅自然的美。读到这里，我也禁不住对着崔济哲的这一段散文敬了一个礼，我同样没当过兵，却同样行了个“军礼” 。

生活中、生命里原本就有一种极原始的动力——个体的生存与种族的延续，这种原动力为人类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无比灿烂与宽阔的舞台，长袖当舞，每个艺术家都有各自精彩的表达。崔济哲在1968年从京城插队落户到滹沱河岸边时，他才了解到“河底黄泥一坨一坨地露出河面”，河边的人们“一把一把地从棉袄里抓出虱子”，“看着青菜汤里漂着几条菜青虫，都忙着争着打捞，飞快地填进嘴里”，这就是中国农村当时的真实写照，这就是让他接受再教育的广阔天地。望不到边的贫瘠，熬不到头的穷苦，人们是凭着什么信念活下来的，崔济哲触摸到了很多，也就无遮掩、无保留地写在自己的散文中，那引导生存希望的就是——酸曲：“第一次瞅你啊，妹子你不在，你爹爹敲了俺两烟袋；……第四次瞅你啊，妹子你正在，搂着你亲嘴摸奶奶……”晋西北的农民就是借这一点“精神的阳光”活了世世代代，可是这酸曲太土，怎登大雅之堂？情愫的表达不是应该“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”么？而崔济哲还是还原给我们生活的本色，农民的憨直、大地的无华，他是用点缀的方法提示给我们，就像一幅苍茫的黄河摄影。浑黄的岸边，穿黑袄的老汉牵着穿黑袄的女儿，“酸曲”正是黑袄女娃头上的一块红方巾，给了观者长长的想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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