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桥飞架南北

连接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，不仅对中国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，也帮助中国迈出了大桥建设的第一步，成为“中国桥梁”世界征程的起点。

在没有桥梁的状况下，水是天堑，阻拦人类的脚步。《说文解字》段玉裁注曰：“梁之字，用木跨水，今之桥也。”

对任何建筑学家而言，建筑的本性都是满足人的需求同时也与自然和谐相处，这就要求建筑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。具体到桥梁建筑而言，即人、水、桥的关系应该是亲密的，而非彼此隔绝于空间。

就这一点而言，武汉长江大桥为中国现代桥梁建筑开了个好头。

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。” 今年10月，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已整整六十年。

作为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，武汉长江大桥串联武汉三地，兼具西方技术与东方文化，凭诸多种独特性永久地固定在历史长河中。

作为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，武汉长江大桥也帮助中国迈出了大桥建设的第一步，成为“中国桥梁”世界征程的起点。

自古跨江难

“有桥千程近，隔水咫尺遥”，在武汉修建一座长江大桥曾是多少代人的梦想。

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之前，除太平军曾于1852年和1853年先后在武汉三镇搭过三座浮桥以外，6000多公里的长江上，从来没有一座真正的桥梁。

1906年，京汉铁路全线通车，而粤汉铁路也在修建当中，建桥跨越长江、汉水，连接京汉、粤汉两路的构思开始被各方关注。

当时，粤汉铁路的修建人、“中国近代工程之父”詹天佑，也参与到建桥计划中。1912年，他被聘为粤汉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。次年，牵头设计长江大桥图纸，还进行了实地选址测量。

在詹天佑的设想里，武汉长江大桥是应当位于蛇山与龟山之间的一座铁桥，桥两边是呈几何形状的拉索，桥上有两条火车路、两条电车路、两条马车路及两条人行路。这是历史上第一张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图，其选址就是现今武汉长江大桥修筑地点。但由于当时政府财力有限，图纸设计完工后并没有投入建设。1919年，这位伟大的工程师病故，大桥设计也就此尘封。

詹天佑设计的长江大桥。

同样是1919年，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之实业计划中如此设想，“武汉者，指武昌、汉阳、汉口三市而言。于汉水口以桥或隧道，联络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城为一市”。

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，武汉既是铁路中心，也是商业中心。汉阳有中国最大之铁厂，汉口有很多新式工业，而武昌则有大纱厂，此外，汉口更为中国中部、西部之贸易中心，又为茶叶大市场。

孙中山写下如此期望：“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，必须定一规模，略如纽约、伦敦之大。”

尽管理想如此美好，而在当时政局纷乱，这样的宏伟规划还未来得及付诸实践就被现实因素阻碍，最终胎死腹中。

此后数十年，长江大桥的修建被零星提过数次。

1930年，一个叫华德尔的美国桥梁专家建议国民党政府进行筹建工作，国民党政府派人在长江上钻了几个孔，之后便了无声息。

1935年，钱塘江大桥工程处进行武汉长江大桥桥址测量钻探，并请苏联驻华莫利纳德森工程顾问团合作拟定建桥计划。次年，钱塘江桥梁工程处又着手进行筹建工作，为了募集资金，还曾拟定了过桥收费、分期还本付息的办法，但仍然刺激不了豪绅权贵们的投资兴趣，筹建工作不了了之。

1946年与1947年，长江大桥筹建工作又先后进行了两次，同样没有结果。

对当时的中国而言，长江建桥困难重重，难度堪比黄河治水。

1956年8月，武汉长江大桥架设第一孔钢梁。

建桥“梦之队”

“曾经沧海千层浪，敢架江河万里桥。”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背景下，建造长江大桥一事被重新提上日程。

1950年初，中央人民政府指示铁道部着手筹备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，并成立“武汉大桥测量钻探队”，开始大桥的筹建工作。

这期间，从大桥的桥址线到桥式、净空、建桥材料再到桥头堡的设计，都进行了反复论证和试验。以大桥的选址工作为例，前前后后经历了八个方案。

筹建工作一共开展了五年，要知道，武汉长江大桥一共才花费2年零1个月建成，筹备时间远超于建造时间。

原因也不难理解，除了技术难度大，彼时新中国刚从战争的悲怆中走出，百废待兴，一座能开创历史先河的大桥承载了太多期待，这也让工程师们愈发兴奋和谨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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